上海的“温泉”如何创新？

  麦肯锡的“全球创新地图”上，硅谷是创新的“湖泊”，上海是创新的“温泉”。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朱春奎教授认为，上海已初步具备发达国家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却未达到创新强市的水平。未来，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升研发公共服务水平，并建立“需求侧”的创新政策体系，增强全民创新能力。在产学研合作方面，解决企业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
 
  关键字 ：创新驱动;温泉开发;温泉打井
 
  全民创新，产学研合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期间，上海被赋予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的使命。加快成为具有全球影上海如何从创新“温泉”长成“湖泊”？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从创新“温泉”
 
  长成“湖泊”，上海还有多少路要走？
 
  以硅谷为创新标杆FBK ：根据中央领导人对于上海创新工作的新定位和新举措，要将上海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您认为评定一座城市作为全球创新中心有哪些标准？
 
  朱春奎 ：中央政府对上海提出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之后，媒体和学界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他们也提出一些评定的标准。比如说，建立更多大型的研发中心，或者是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总部落户上海。
 
  我认为可以将公认的、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硅谷作为典范。
 
  硅谷成功的一系列重要相关因素，可能会为上海探求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可资借鉴的评估标准。
 
  比如说，硅谷成功最重要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它有作为硅谷经济发动机的大公司 ；它有为硅谷输送智力资本、塑造人才的大学；它有风险资本、天使投资；有一流的法律服务 ；硅谷也有像上海一样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当然，硅谷还有大批奋发图强的创业移民 ；它有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 ；以及那种改变世界、改变地球的梦想和灵感。对于上海而言，其中可能有一些相近、相通的地方，但还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做出相应改进的。
 
  从“创新温泉”到“创新湖泊”
 
  FBK ：在麦肯锡的“全球创新地图”
 
  中，硅谷是创新的“湖泊”，而上海、深圳是创新的“温泉”，您如何看待上海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潜质？
 
  朱春奎 ：其实湖泊和温泉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湖泊有湖泊的乐趣，温泉有温泉的享受。但我们最近讨论上海未来的战略规划 ：2030、2040、2050，包括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时候，就涉及到对上海科技创新能力的定位或评判。
 
  在麦肯锡的全球创新地图中，有湖泊、有温泉，上海和深圳具有从温泉向湖泊转型和升级的潜质。实际上，转述到国内的话语体系来理解，我的基本的判断是上海已经初步具备发达国家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上海目前已经处在由“效率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中间阶段的后期，或者说，处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前夕。根据我们的有关预测，大概在2015 年前后，上海就将成为全国率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城市，由此步入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30 多个创新型国家相等同的创新能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的创新能力在十二五末的时候，会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
 
  对此，国内的很多学者或者市民可能会产生各种疑问或者不自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强国的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采购咨询专家、上海市中青年科技管理人才能力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 ：公共经济与管理、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与战略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创新型城市，不一定是创新型强市。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未来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自信。如果我们对于所处的特定历史方位，没有恰如其分的判断，会直接影响到未来战略的选择和决策。
 
  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流的大学，也有中科院分院的系统，以及以振华港机为代表的、以自主创新赢得国际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当然，上海也有一系列在国际上相对领先的成果。这些都为上海下一步由“温泉”向“湖泊”转型，或者说由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向在某些优势领域成为全球的领航者转变的基本潜质和能力，这方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FBK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之前提出的“四个中心”、“四个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建设方面有哪些关联？
 
  朱春奎 ：“四个率先”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通 ；也与上海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紧密相连。
 
  因为，创新在微观上是一项企业活动，在宏观上是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在功能上有效地为四个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撑。比如说，上海最近几年在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者之间有效协同、政策上联动，可能会为四个率先、四个中心以及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更多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
 
  强化需求侧的创新政策FBK ：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有哪些？
 
  优势，还存在哪些问题？
 
  朱春奎 ：上海已经成为国内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地。但是放眼全球，上海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我们应该看到，上海除了有一流的大学、良好的科研机构和一系列创新性企业之外，在国家科技技术条件平台建设过程中，上海建设了一流的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以信息化的技术，提升整个社会参与创新的能力，这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所以，未来的发展除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方面，政府还要进一步提升研发公共服务，增强全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
 
  FBK ：对于企业创新，政府有哪些政策上的引导和财政上的支持？
 
  朱春奎 ：坦率地讲，上海政府还是比较倾向于给企业补贴 ；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在企业创新发展方面，会比较主动地聆听企业的声音，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科技小巨人”和一系列相关的人才项目。
 
  但现如今以政府补贴等财政支持去建立公共企业或事业单位，从而支撑创新——这套“供给侧”的政策越来越不能够适应“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是 ：一方面，上海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研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从整体上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全民参与创新提供环境支持 ；另一方面，上海需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需求侧”的创新政策体系。逐步实现由“供给侧”创新政策为主，转向“需求侧”创新政策为主。
 
  由此，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效披露的情况下，使上海的企业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补齐产学研合作的短板FBK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上海有哪些瓶颈，如何克服这些瓶颈？
 
  朱春奎 ：产学研合作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以往很长时间，大家都忽视企业基础研究能力薄弱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自然界里，比如水的流动是遵循“梯度最大率”。但是在产学研合作当中，本质来讲就是“知识”在产学研机构中循环和流转。这种循环和流转追寻的是一种“梯度最小率”。也就是说，只有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有所提升，知识才有可能更好地循环流转，产学研合作才能够取得成功。
 
  在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内部支出结构里，高校约占 30%~60% 的份额，企业约占 10%~40%，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约占10%~35%。特别是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与公立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但是在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的支出仅占整个基础研究支出的 3% 左右，亟待改进。比如，大家可能认为宝钢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做得较好，却忽略了宝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合作专项。未来，上海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能否采取一种有效的机制，支持更多像宝钢这样的企业。从而在中国基础研究方面，涌现更多科学家自由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和国家战略导向的相关工程（如偏重基础科学研究的 973 计划和注重科学技术实际应用的 863 计划）。
 
  如果以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产业驱动的基础研究，彼此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多元互动的发展投资格局的话，这将对我们的产学研合作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有价值的。